1935年夏，四川懋功，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不久，红军内部便出现了一道危险的裂缝。朱德、刘伯承身在左路军，毛泽东、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随右路军行动，北上还是南下，逐渐不再只是行军路线之争。 会师的喜悦尚未完全散去，战略分歧便迅速公开化。中央根据全国形势，主张红军继续北上，向陕甘地区发展；张国焘却认为川康一带更有回旋余地，主张南下，并对中央的部署产生了强烈抵触。 当时，左路军由张国焘、朱德等负责，右路军则由徐向前、陈昌浩等指挥。由于两路之间相距较远，电报往来又受到条件限制，分歧很快从军事判断，扩大到对中央领导权和红军发展方向的争执。 张国焘掌握的部队数量较多，态度也因此越来越强硬。他不但反对北上，还试图改变中央已经作出的决定。朱德、刘伯承虽然身在左路军，却没有接受这套做法，行动和人身都受到限制，实际上处于被软禁状态。 消息传到中央后，局面相当棘手。朱德是红军总司令，刘伯承是总参谋长，两人都是红军中极具威望的高级将领。有人提出，是否可以用红四方面军的两名重要干部作交换，把朱德、刘伯承接回中央身边。 这个办法看起来直接，甚至很有吸引力。两位核心将领被扣留，当然不能置之不理。可是，毛泽东没有同意。 原因并不在于不重视朱德和刘伯承，恰恰相反，正因为看得重，才不能只考虑把人救出来这一件事。那时张国焘虽然已经严重违背中央决定，却还没有彻底与中央公开决裂。斗争必须有力度，也要留下回旋余地。 如果此时用两名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交换，等于公开承认中央与张国焘之间已经完全对立。红军内部的问题，很可能被推成两支部队的正式分裂。到那一步，谁来负责，谁来收场，都很难说。 更复杂的是，跟随左路军的原红一方面军人员并不只有朱德、刘伯承。军委纵队以及第五军、第三十二军中，还有不少中央红军干部和战士。朱德、刘伯承能够交换，其他人怎么办？全部交换，势必扩大裂痕；只交换两人，又会把更多人留在险境之中。 毛泽东考虑的，显然不是一时一地的得失，而是整个红军的组织关系。只要中央与张国焘之间还没有彻底破裂，就不能主动把最后一层联系斩断。 有意思的是，朱德和刘伯承留在左路军，反而形成了某种制约。张国焘虽然掌握兵力，却不能无视朱德的威望。朱德长期担任红军总司令，在各部队中有很深的影响，许多官兵对他的判断十分信服。 张国焘若想另立系统，就需要军队服从，也需要名义和声望支撑。朱德不配合，他的计划便始终缺少分量。徐向前后来回忆，张国焘很清楚朱德的地位，没有朱德支持，他所建立的“中央”和“军委”难以真正形成号召力。 张国焘曾要求朱德同中央划清界限，朱德没有接受。据相关回忆，朱德表示，自己与毛泽东共事多年，不能因为内部意见分歧就彼此反目，还提醒大家，红军内部的问题应当冷静解决，不能让蒋介石坐收其利。 朱德还说过一句态度十分明确的话：“你就是把我劈成两半，也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。” 这不是一句简单的表态。它所拒绝的，不只是张国焘的个人要求，也是否定了把党和红军割裂开的做法。朱德没有公开制造冲突，却用自己的身份和威望守住了原则。 刘伯承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。他熟悉军事指挥，也清楚部队一旦分裂，最先受到打击的往往不是少数领导人，而是基层部队和普通战士。两人留在左路军，使张国焘无法毫无顾忌地把这支部队变成完全听命于个人的力量。 一些原红一方面军干部曾受到张国焘方面的审查、逮捕甚至严厉处置。彭绍辉、郭天民等人的遭遇，说明当时的内部斗争并非停留在口头争论。朱德的干预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这些干部，也限制了事态继续恶化。 因此，毛泽东不同意交换，并不是放弃营救，而是换了一种更有利于全局的处理方式：不把朱德、刘伯承从左路军中硬行抽离，而是让他们继续留在那里发挥影响，牵制错误方向，保护干部，维系红军内部尚未断裂的联系。 后来，南下行动遭遇严重挫折，部队处境日益困难。朱德、刘伯承等人持续劝说，张国焘也逐步面对南下失败的现实。1936年6月，红二、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共同北上，红军三大主力最终于同年秋季在甘肃会宁、静宁地区会师。 特别